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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

 
 
 

日志

 
 

易中天的诚意与空想  

2010-06-02 17:22:54|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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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居易

      “盘点李泽厚,并非要与先生‘过不去’。我的意思,一是要回顾和审视我们这个时代,二是要给自己敲响警钟。人都是会老的,我也一样。聪明的做法,是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因此,如果有读者认为我也老了,不宜再写文章再说话,请直言相告,是所望焉!”易中天在新书中旧文《盘点李泽厚》的“编后记”中,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颇有今非昔比之叹,其中投射着无奈与落寞,又似乎显示着自己的倔强与不服气。

       早在2001年《书生意气》出版时,易中天还只是全国大学教授中的平凡一员,何曾奢望能得到与李先生一样粉丝围绕的待遇呢?但是,经过百家讲坛的包装与打造,他成为红极一时的学术明星,成为千万粉丝的偶像,其火热之势堪与李先生比肩。这恐怕是收录到新书《书生傻气》时加入这段小注释的基本背景。我想,易老师并非以此来夸耀自己的走红,更非为自己得意忘形找借口,而是为自己无人应和感到落寞与孤独,为李先生的幸运而喝彩。

       他在文中说:“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

       反观现实,易老师何曾有这样的思想家礼遇呢?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瞬息万变的时代氛围中,在这样一个传媒喜新厌旧、甚嚣尘上的时代氛围中,易老师虽能借电视的东风,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要像李泽厚那样飞入寻常学子心,何其难也!真正能回应与应答他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易老师恐怕是非常有自知之明吧。所以,他就自嘲是峨眉山猴子,感叹自己仅仅是别人的观赏动物而已。他接受媒体采访坦言,不喜欢学术超男这个称号,因为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过气的称号。与其他明星一样,他非常怕过气,正如他替李泽厚先生的过气感到惋惜一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80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年光景,无乃过速乎?”

       然而,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易老师,无乃过速乎?因此,拥有话语权后,易老师开始思考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能持续长久。他不希望自己的影响力建立在海市蜃楼上,而是铸造在人们心里。

       尽管,他在新书旧文《劝君免谈陈寅恪》中,非常推崇陈寅恪用人格、生命践行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探讨追寻“无意义”的重要意义,呼吁学人少些功利心、多些壮士断腕的英雄气,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陈年往事,岂可追?既然已经走出了象牙塔,断然没有退回去的道理。

       所以,对传媒与公众心理揣摩颇透彻的易老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公共领域批评的洪流中:激扬时事,臧否人物,持续发声。从新书《书生傻气》的章节安排来看,从人物评点,到事件评析,到看法讨论,层层递进,无不暗藏着易老师的良苦用心。这种平心静气的姿态与初衷,无疑给更多学术明星带了一个好头。如果说,以前,他是托着高分贝喇叭,给电视观众启蒙;那么,现在,他是拿着显微镜,一点一滴地观察社会的瑕疵,并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给广大公民以参考。

       因此,当李辉与文怀沙之争愈演愈烈的时候,他自认为从中发现了更大的命题——公民意识与文化道德批评问题,奋不顾身地参与其中,试图扭转舆论的方向与重点。易中天认为李辉质疑文怀沙之举,有道德飙车之嫌,进而提出在公共领域道德批评的原则与底线。我以为,所谓程序正义最为重要完全是谬论,剥离了具体的语境,方法与结果的关系就如同鸡与蛋的关系,谈不上孰重孰轻。至于“批评莫问动机”,更是不折不扣的乡愿迂辞,何曾见出半点公民理性精神?岂不可笑哉?

       但是,凤凰网曾搞过一次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网友支持李辉;长江商报去年做一期专题报道,受邀的几位文化人全都支持易中天。我想,这是因为道德家们将理想化的道德底线奉若神明,不愿逾越半步,完全拘泥于程序正义的虚幻理想。实际上,近年层出不穷的公共焦点事件,过程无一不合理合法,结果却又无一不激发民愤。所以,与其他知识精英一样,易中天在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过程中,抱守冷眼旁观的姿态,难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免沾上纸上谈兵的毛病,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我不禁要为易老师捏一把汗。因为,他正自信满满地在公共事件讨论领域阔步前进,发愿“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对接起来”。离开了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易老师与大众对接恐怕缺乏了润滑剂,从与李辉的交锋可以看出大众的态度。至于其他两个对接,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空欢喜,还望易老师三思。

      比如这本书新收的旧文《质疑“送去主义”》,最初发表于2002年《文汇报》,对蔡德贵先生的“送去主义”,极尽冷嘲热讽,既诙谐幽默,又义正词严。我也想顺着易老师的意思说:“不过,赞成归赞成。乐着乐着,问题就来了。其实问题很简单,只有三个,对接什么,怎么对接,对接得好吗?”

        再说了,您都说了,李先生晚年搞出“西体中用”的东西,“两边不讨好”,“直至走向末路”。那么,易老师何不自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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