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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

 
 
 

日志

 
 

吴思:权力传承规则改变,可能形成新的文化体系  

2010-09-28 10:13:35|  分类: 活·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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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争取说点光明的东西。去年春节我到安徽农村调查,我们问了很多上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问那些农民工,我们跟踪了15年的300户农民工,我问了其中的20户,我不断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挣了钱做什么,攒了钱干什么?以前的回答最大项目是盖房子、娶媳妇。现在如果在农村盖一个两层小楼大概七八万。但是从2004年我调查的时候发现有人有这个念头,是不是在乡镇里买个房子。乡镇里买个房子在去年的年初大概是十二三万,在村里是七八万,在乡镇要多花几万块钱,但是生活会方便一些,另外还有一些新的就业机会。

去年我问的时候,这个回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不是一个、两个,是将近百分之四五十的人说挣到钱后到乡镇或者到县城买房。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正好房地产调的一塌糊涂的时候,大街上挂着横幅“欢迎农民工回乡置业”,在县城里买个房大概二十二三万。我问回乡的农民工怎么算这个账。七八万在村里盖房子,十二三万在乡镇买房子,二十二三万在县城里买房。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为什么要多花那个钱?最后我听到一个不同的回答,我从中找到了一种模式性的东西,比如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四五十岁,在城里打工又没学什么本事,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我会在村里盖房子。如果比我现在年轻20岁,在城里开出租车,我会想我这个手艺在县城可能有用,我在县城多花十几万买房子,但是我获得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的价值在我多花的钱之上,十几万,每年我都能挣到两三万。我如果是一个摆小摊做小买卖的,我可能多花四五万块钱在镇里买一个房子,然后在这做小买卖,我所得的收益完全可以补偿我多花的几万块钱。农民就是这么算账的,而且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人已经很认真的算这个账。

    在一边算这个账的时候一边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大家都这么算,村里的房子要盖的时候就会说你别盖,我的房子卖给你,我到镇里买房子,于是村里的房价开始往下跌,而乡镇的房价开始往上涨,那如果在乡镇、在县城买房还可以投资,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卷入城镇化的进程。大约在20多年前,那会儿我还在《农民日报》,杜润生所在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对未来农村的想象,一开始城镇化道路的想象是星罗棋布小城镇,后来发现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离苦不离乡,执行起来会有很多困难,大量的乡镇企业都垮了,因为地理条件不好,信息不好,缺乏各种优势。我们事实看到的是向东南沿海打工城市的迅速发展,还有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打工城市发展。于是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是超大城市发展的战略,但是我去年到农村调查忽然意识到,实际上在我们的眼下、在我们的脚下,形成的是城镇化梯次结构,走在第一线的是超大城市,省城迅速扩张,县城地级市在迅速扩张,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就是这么一个雁阵式的结构,全面拉开。而且支撑城镇化进程的就是我问到的那些扎扎实实的一个一个的农民,他们掏出钱来支撑城镇化的进程。最有钱的,像宁波、东莞那类地方置业,甚至在北京、乌鲁木齐买房,他们成为超大城市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特别成功的人,比较弱的人也会在镇里摆个小摊。

    十年之后这个情景会什么样?我觉得可能这个情景,不管北京的房价怎么高,哪怕将来高到五万、六万,只会把很多精英人才逼到二三线城市,二三线城市有更高的发展,整体梯次化发展的进程仍然是完好的,而且是非常乐观的,这可能是本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历史趋势,我看到这个趋势在我眼前用几块钱、几块钱的账目计算方式在发展,我对这个趋势非常乐观。但是有一个不乐观的因素,如果有人立一个栏杆说“留下买路人”,把进城的障碍提的非常高,这个过程就会受挫,这个过程一旦受挫,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支柱也就是城镇化就会受挫,城镇化受挫相应的也会带来内需的受挫,比如一个农民如果变成城里人,他的消费按照我们的统计就会提高三到四倍,一个农民一下就变成三个农民,对中国的冰箱、彩电、各种食品的不满意一下就提高了,内需就获得了坚定的支持,跟外面种种贸易商的矛盾也会有所缓解。如果城镇化的过程受挫,整个这个过程都会受挫,内需的发展也会受挫。

    我们能看到明显阻碍城镇化进程的因素是什么?比如突击财政,房价太高买不起,农民在镇上买的房花十二三万,他在村里盖一个房花七八万,多花的钱归谁?他到县城花二十二三万买一个房,比在镇上多花十万,那钱归谁?建筑安装成本差不多,归谁呢?多数归政府,比如,归土地财政。这个土地财政跟所有的苛捐杂税变成留下买路钱的一种掠夺,拿到这个钱不正常的变成公共服务还到每一个人,而变成一部分人的工资,一个集团就吃着这个,这笔钱越来越庞大,最后闹到十羊九牧的程度,然后他们成了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绊脚石,我们未来十年的乐观度就会下降,城镇化的速度、城镇化的进程也会受挫,说不定还会出什么问题。我对未来一方面乐观的想象,一方面面对权力之首去设置种种障碍,通过土地财政、各种税收的方式抑制城镇化的进程感到一种担心。

    刚才说影响正常发展的速度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对经济上的预测大体上是乐观的,但可能被政治势力扼杀。这种政治势力内部有没有可能出现变化?更强的自我约束,还有在社会力量、民间力量的约束下,抑制自己的过度膨胀,使自己的手,别伸太长,拿的东西别太多,占有的资源份额别太大,让这个社会能进展的正常一点、顺利一点。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刚才,前几位嘉宾说的很清楚,不管是等还是争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但是我们能有相当的影响。在这个领域会怎么样呢?这个领域会有一个重大的规则的改变,这也是谁也挡不住的规则,自从辛亥革命之后,权力最高传承的规则就变了,权力最高传承规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老子传儿子,然后父传子的规则变成接班人规则,接班人规则并不顺利,但是一直维持着,比如毛传刘不顺利,传林又不顺利,再传华国锋又不顺利,因为华国锋没站住。邓传胡不顺利,传江也磕磕绊绊,闹出个南巡来。但是好歹有一个规则可寻。

但是邓小平先生指定了两届接班人,江总书记就不能再指定,那胡总书记也就不好再指定。指定接班人的人通常有一个特征,天下是他打的,他是主人。现在已经被指定的是接班人,不是打天下的主人,大家都差不多,于是指定也缺乏权力。最高权力传承的规则变了会出什么新规则?如果不能打、不能动刀枪,那就得找一个和平的规则。我能想象的这种规则就是圈子内的反复协商,如果发生分歧可能是更大圈子的投票,变成一定范围内的贵族民主或者高官民主,如果这些内部再分派还会怎么办?这个民主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寻求各方面同盟的支持,会不会党内有派?这些事情都只能推理,但是我觉得这个推理的前提是出了问题,以前的规则不管用要有新的,而这个新的规则是什么?就在我们如何解决困难,如何摆平这件事,这个规则一旦诞生后面很多领域都打开了,也许中国的选举真不是从乡镇这一级到县这一级,而是从最高权力传承的变化引起的,在未来十年之内会有十八大,会有十九大,然后十年之后就开始讨论二十大,苏共二十大就出了大变化。在政治体制上我觉得在未来十年会是一个,由于以前的规则不灵了,会出现重要的新的探索,探索新的更有中国特色,更适合中国此时此刻环境的一种新的制度,也就是规则。

    再有就是意识形态,我们现在说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们当代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党肯定是说党领导一切、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不管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它的背后都是一句话,也就是党来领导。当然不是谁都能代表党的,是政治局,那些英明的领袖们是党,这是核心价值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间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民间的跟官方的有很大差别,一说某些话大家就鼓掌,我觉得那就表示出核心价值观。其实那个核心价值观是西方传来的,或者“普世价值”的,或者缺乏中国根基的,比如说自由、民主、宪政。这种核心价值观在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它能够跟官方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整合或者发生吞并,或者是种种组合的可能?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民间以自由主义为标志或者为主导的核心价值观要完成很多自己的自我完善,刚才说仁义道德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它们有没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我们怎么找到一个概念结合起来,让外面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找到根,让中国的根长出来的东西通过嫁接长出自由民主的树,最后变成一个东西。能不能找到这种方式?我觉得这就是所有文化界的人士,所有在文化领域工作的人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建设的使命之一,就是完成我们传统的创造性工作,或者是完成外边来的种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好东西与我们传统接轨的工作。

    我猜想有一些重要的特征,是未来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特点。第一是自由、民主这些概念要跟中国最基础的历史概念接轨,我找到的一个接轨的词就是民份的“份”,民份就是权力翻译的最妥当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份,这个“份”说的就是我的权力的边界,在这个权力边界范围内你爱干什么都行,你在你家的一亩三分地里,你一天擦三次地、擦十次地,那是你的自由,你随地大小便吃喝拉撒也随你便,没人管你,只要是你地盘你就做主,这就是权力的范围。权力范围之内活动的选择余地就叫自由。我们可以在中国的这个份,不同的份,不同的空间累加起来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份”来翻译权力,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接轨的方式,当然中国古代皇帝的份最大,一百平方米,但是我们小民才十平方米,但是这个“份”可以改变,有的民可以扩张,有的官可以缩小。我找到这么一个接轨的方式就是把权力翻译成权份,在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把中国历史上所有对份进变迁的历史记载,变成逐步走向民主公民权力。

我们现在要骂人,要诅咒,我们能想到的最有力量,能调动你自己的感情,而且能够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的诅咒方式是什么?我们把这个东西跟民主自由,跟有“普世价值”的好东西连接起来。我能找到的诅咒方式比如说是丧尽天良、天理不容、没良心等等,这些骂人方式比起国骂更有力量。天理和良心又互相结合,我们的良心按照国家的说法就是天命灌到我们心理就是良心。儒家的这个思路很好,我们能把这个东西结合成中国的新文化的一个部分。天是什么?我们对天理是不是有足够的尊重?如果不够尊重,说那不就是太阳、月亮和银河系吗?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变得更虚一点,变成造化。造化可以对人的行为做出反映和奖惩,它不是天,也不是人,但是它既是天,又是人,而且有动感,有灵性,造化不是太阳系,也不是银河系,同时它进入我们的心理,形成我们的同情心、正义感,这就是我们良心的内容,而同情心、正义感是我们进化的一部分,有这个仁和义,同情心是仁,正义感是义,有这些东西的人会更好的跟人合作,他有更多的后代,于是就有更高的生存概率,这些人能够繁衍发展,种族这些人都能够繁衍的更好,会在世界上繁盛起来。而不仁不义,没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会互相淘汰,最后不仁不义的族群就会被淘汰。总而言之像天理、良心、造化、权份这些词都可能成为对过去和未来接轨的概念,就在对这个概念的重新整理、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之中,有一种新的文化的体系才有可能生成。

 

 按:讲话背景为“理想国文化沙龙”第一场论坛“想象下一个十年”

吴思:权力传承规则改变,可能形成新的文化体系 - 北贝 -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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