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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

 
 
 

日志

 
 

文学大师笔下的中国故事(连载三)  

2013-07-11 10:09:36|  分类: 书·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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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著者:史景迁

其实早在1972年的《看不见的城市》里,卡尔维诺就开始尝试,让说故事的艺术出现无限多的变化,并以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关系作为尝试的主题。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阐述这重关系的文字仅有短短几行,虽然短得令人着急,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因此,当可汗发现马可概念清晰、行为又十分得宜时,他便派马可到一个须费时六个月才能到达的国家担任特使。这位年轻勇士圆满完成了任务。但是他几次注意到,其他特使回国后,唯一能向皇上报告的只有公事,而皇上往往只是听听,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会说:“我宁可你们多谈谈不同国家的民情风俗,不要老是说这些事。”显然他对外国的见闻兴趣极高。因此当马可出国的时候,便会花下大量时间了解当地文化,也好回国时取悦可汗。

 

卡尔维诺在小说中,将这位威尼斯旅行家及其临时主子之间的对话,重新细腻地表现出来,他是这么呈现二人首次谈话过程的:一开始,波罗先做出不同“姿势,各种跳跃,以及惊叹与恐怖的叫声”,再表演简单哑剧,“一只鱼自水老鸦嘴里逃生”,“一个赤身露体的人从火上奔过”,接着再利用手势,加强说话的语气。“可汗戴满戒指白皙的手,威严地回应着商人强健而灵活的手。”

正当双方沟通顺利进行时,可汗对波罗不停重复的谈话内容感到厌烦了,他开始建构自己的城市,并询问波罗见到的城市是否正是如此形貌。最后他命令波罗,必须找到在他睡梦中出现的城市。心情不好的时候,可汗肯定波罗的城市根本不存在;它们不过是帝国“用以安慰人的神话”,正在“沼泽里,像尸体般腐烂”。而在其他时间,心情好的时候,可汗认为他的帝国就像“水晶一样,其中的分子结晶完美地排列着”。

在不断深入探索自己的心灵之后,忽必烈开始建构一种城市,“所有城市都可以自从中演绎出来”,因为所有城市“都有着相同的规范”。马可则提出了自己理想的城市,“造型唯一、独特、不协调、互相冲突”。故事不断发展下去,可汗的想象力也不停延伸,他想象中的帝国日益富饶,压力也因此日益沉重,“过度膨胀、紧紧绷住、重得喘不过气”。为了减轻负担,可汗在梦里营造起“轻得像风筝的城市……蕾丝般有许多眼洞的城市,蚊帐般透明的城市,叶脉般的城市”。

当所有人均已肠枯思竭,再也提不出任何问题时,当可汗的梦里再也无法出现新的影像时,波罗宣称,他已介绍完他造访过的所有城市。可汗向他的外籍访客挑战道:

 

“还有一个你从未提起。”

马可波罗低下了头。

“威尼斯,”可汗说道。

马可微微一笑。“在我谈过的事情里,你还相信些什么?”

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但是我从没听你提起那个名字。”

波罗说:“每次谈论城市时,其中都有威尼斯的影子……”

湖面上平静无波,宋朝古老宫殿上的黄铜反射,像浮在水面上的叶子,碎成片片,闪闪发光。

“记忆中的影像,一旦以具体的文字表达,就不复存在了,”波罗说,“也许我心中害怕一旦说出来,威尼斯就会永远消失。也或许,当我在谈论其他城市的时候,威尼斯正一点一滴地在消逝呢。”

 

他的主宰可汗指责他进行的仅仅是“记忆之旅”。

 

马可想到了遮蔽无垠海洋及绵延山峦的薄雾,一旦散去,留下的只是干燥、透明的空气,还会露出远方的城市。他远眺的目光,正希望穿过这层善变的雾气:事物的形貌在距离之外,反而更易分辨。

 

最后二人终于开始质疑,他们的谈话究竟发生了没有:他们真的坐在这个特定花园里,在这特定时间互相交谈着吗?或是忽必烈正在远方作战,而马可则在“遥远的市集里,为那一袋袋的辣椒在讨价还价呢?”

 

说不定,(忽必烈表示)我们这段谈话发生在小名忽必烈汗和马可波罗的乞丐之间;当他们在垃圾堆间翻翻拣拣,堆积起一摊又一摊的锈铁、破布、废纸时,才偷空啜了两口劣酒,就看到所有东方财宝围绕着他们闪闪发亮了。

 

波罗于是答道:

 

也许世界上只剩下一片盖满垃圾的荒野,和伟大可汗宫殿里的花园。我们的眼皮区隔了它们,但是我们无法分辨,何者在内,何者在外。

 

为了厘清一切,忽必烈在皇宫阶梯下摆出巨大棋盘,好让马可波罗只能以无声的移动进行他的描述,可汗想从“无穷尽的陋败与混乱中,找出合理又协调的系统”,他并一直将马可留在身边,希望借由充满规则的棋赛,增加对自己帝国的认识。马可则传授可汗,如何从棋盘上的木头纹理解读自然界过去的奥秘,好比从干旱环境里长成的树干年轮,“几乎未成形的枝丫”,“还未到早春,就想冒出头的”小花苞。

最后,统治者和旅行家两个人挤在一起,看着可汗发现的地图集。他们看到了类似汗八里的城市,可汗曾在此住过;他们看到了耶路撒冷、撒马尔罕,一些波罗记得的城市;他们看到了那些明知其位置却不能前往的城市,像格拉纳达、巴黎、廷巴克图;他们的头几乎要贴到地图上了,二人想象着西方人从未发现的城市,像库斯科、诺夫哥罗德;他们看到了早已消失在地平线下的城市,像特洛伊、乌耳、迦太基。尚未诞生的新城市,像洛杉矶、大阪,则现出了模糊的雏形。他们也浏览了尚未标示的梦中城市,像是乌托邦、新拉纳克、太阳城。他们更看到了在噩梦中纠缠他们的城市,像以诺、雅虎地、美丽新世界。

 

“没有用的,”可汗说道,“最后一站只能是地狱城,而且就在那儿愈缩愈小的漩涡里,我们会活活地被水流拖进去。”

波罗于是说道:“炼狱不应该是终极目的地;即使真有炼狱,也早已存在,早已因我们的结伙,而存在于我们之间。”

 

接着二人同归现实。在一阵心意相通的静默中,卡尔维诺安排可汗热情地转向马可波罗:

 

“回到西方后,”忽必烈询问这位威尼斯商人道,“你愿意将刚才说过的故事,向你的同胞复述一次吗?”

 

马可波罗不愿正面回复:“我说了又说,”他向可汗表示,

 

……但是听的人只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您会充满兴趣聆听世界之描绘是一回事;等我回去那天,这些描绘如何在我家门外的码头工人、船夫之间流传,则是另一回事;而待日后,我若遭热那亚海盗俘虏,并与一位游记作家戴着脚镣手铐同关一室,向他口述故事,那就又是一回事了。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是听故事的耳朵。

 

波罗的答案绕了一个大圈子,但是这答案的前提却很荒谬:即使舍得放弃眼前的金银珠宝,波罗也没有理由流落到热那亚,和一位作家同囚一室。即使这么不可能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后人为什么要对他的谈话感兴趣呢?

卡尔维诺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故事。关键在于耳朵,只听想听内容的耳朵。以几世纪来的中国为例,听众总是按捺不住,老想着“穿过薄雾”,进入“干燥、透明”的空气里。从一开始,西方人对中国就充满了兴趣,几世纪来,新的资料不断,热诚更从未稍减。至今我无法对此现象提出解释。但是本书中的故事似乎证明,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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